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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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是指2006年由新加坡、文莱、智利与新西兰启动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上述的四国，之后美国、澳大利亚、越南、马来西亚以及秘鲁、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先后加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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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原则上要求100%废除关税，其内容比自由贸易协定(FTA)更为广泛，自由化程度也更高。除消除关税等贸易壁垒的内容外，还包括实现人员、资金流动的自由化，保护知识产权，改善经营环境等内容。当然，各国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在磋商过程中争取一定的缓冲期，以保护本国的弱势产业，如智利就为本国的小麦和砂糖保留了10年的缓冲期。在TPP已经生效的4国中，8成以上产品的关税已被撤销，其余也将在协议生效后10年内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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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的发展进程[1]
酝酿阶段（1990－2000年）。这一时期，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迅速兴起，在亚太地区主要体现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诞生。1994年11月APEC在《茂物宣言》中阐述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明确提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和目标。在APEC的推动下，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开放程度不断提升，经济合作领域迅速拓展，新加坡、智利等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始考虑建立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这为TPP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起步阶段（2001－2008年）。这一时期，WTO多边贸易体制进展缓慢，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与之相对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随着中国—东盟、韩国—东盟、日本—东盟等FTA的成功签署，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全球FTA的中心。受此影响，新西兰、新加坡、文莱、智利四国于2005年共同签署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这也是TPP的前身。
快速发展阶段（2008年2009）。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出于应对金融危机和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需要，加上美国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基本结束，奥巴马政府将TPSEP作为美国介入并主导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杠杆，于2008年11月正式宣布加入TPSEP。在美国的主导下，2009年底TPSEP被更名为TPP。这一时期，除美国以外，越南、秘鲁、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国相继加入谈判，从而使TPP成员国范围由最初的4国（P4）迅速扩大到目前的12国（P12）。迄今为止，TPP已进行21轮谈判，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初步敲定阶段（2013年至2015年10月）
2013年，日本加入。至此，TPP谈判方达到12个，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占全球GDP的38%，占全球出口的24%。2015年9月30日至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部长级闭门谈判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2国最终达成基本协议，TPP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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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的主要特点[1]
TPP是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与以往自由贸易协定相比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成员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从参与主体来看，各成员国在地理、人口、政治、宗教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比较突出。各经济体遍及北美、南美、东亚和大洋洲，既有人口大国，也有人口小国；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基督教国家，也有佛教国家，还包含儒家文化圈；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也有以资源为主导产业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亚太地区经济体在涉及农业、劳工、环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谈判时将会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较大分歧。倘若考虑韩国、泰国等潜在成员国，这种差异性和复杂性还会进一步增大。
二是协议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任何自由贸易协定。从本质上看，TPP仍属于一种FTA形式，但其框架协议中明确提出要树立为一个“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标杆、全球贸易合作的新标准”，因而其协议内容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明显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亚太区自由贸易协定。从广度上看，它体现了全覆盖的特点，既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等传统FTA的条款，也包含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临时入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金融、能力构建等亚太区绝大多数FTA尚未涉及或较少涉及的条款。从深度上看，它体现了高标准的特点，目前虽未正式签署，但在关税减免、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等相关领域的最终标准都明显超出FTA的现有水平。在商品贸易领域，TPP最终有望实现全部贸易品零关税。在服务贸易领域，FTA的条款一般仅允许准入后国民待遇；在市场准入方面，也仅在特定部门中给予外资企业超出国内规定的市场准入待遇。而TPP则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例外条款”这一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方式，即对所有服务部门均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仅对国防、金融、航空等少数特殊行业设置例外条款。在知识产权领域，FTA只是要求成员国遵守WTO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而TPP对知识产权保护所提出的要求则明显高于TRIPs。此外，TPP在劳工、环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领域也提出不少高于FTA的内容和标准。
三是协议内容和标准更多体现美国自由贸易理念及其战略利益诉求。从价值理念看，TPP在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及服务贸易等方面设置的“高标准”，带有显著的美式自由贸易特点，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首先，TPP框架协议明确指出，要在知识产权领域实施高于WTO（TRIPs）协议的标准。事实上，美国在技术创新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提高知识产权标准将有助于美国继续保持这方面的优势，并从技术贸易、技术转移和专利使用等方面获取更多的技术扩散收益。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将不利于以低成本获取先进技术。其次，TPP协议中专门增设了劳工和环境条款，并将贸易与之相挂钩，通过强加于他国较高的劳工环境标准等，有助于美国借此对其他成员国的出口产品实施贸易制裁，以达到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目的。最后，美国强调TPP谈判要实现统一原产地规则、全面减免关税、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扩大对亚太区域的出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即到2015年美国出口增加一倍。而亚太地区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新兴市场，对于美国扩大出口、推动经济复苏和增长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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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28日，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四国协议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签订并生效的经贸协议，成员之间彼此承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协议采取开放的态度，欢迎任何APEC成员参与，非APEC成员也可以参与。该协议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自由贸易区。
2006年5月1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新西兰和新加坡生效，对智利和文莱生效的时间分别为2006年11月8日和2009年7月1日。
2008年2月美国宣布加入，并于当年3月、6月和9月就金融服务和投资议题举行了3轮谈判。
2008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参与TPP谈判，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一同加入谈判。
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澳大利亚和秘鲁同意加入。美国借助TPP的已有协议，开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全方位主导TPP谈判。自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开始进入发展壮大阶段。
2010年，马来西亚和越南也成为TPP谈判成员，使TPP成员数量扩大到9个。
2010年3月1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参与谈判的共8个成员：美国、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澳大利亚。此次谈判将涉及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电子商务、服务和知识产权等议题。美国较为强调的内容包括推动清洁能源等新兴行业的发展，促进其制造业、农业以及服务业的商品与服务出口，并强化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2010年11月14日，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的闭幕当天，与会九国同意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案，将于2011年11月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完成并宣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纲要
2011年11月1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2012年10月8日，墨西哥经济部宣布，墨西哥已完成相关手续，正式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第十个成员国。墨西哥经济部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有国际影响力的贸易组织，加入该协定为墨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事务提供了平台，为墨西哥出口打开了新的机遇之门，也有利于发挥墨西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
2012年10月9日，加拿大遗产部长莫尔（James Moore）代表国际贸易部长法斯特在温哥华宣布，加正式加入《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
2013年3月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宣布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安倍表示，参加TPP谈判符合日本的利益，但可能会对农业领域有一定影响，希望能够得到理解。
2013年4月12日，日美两国政府计划发表进入前期协商的共识协议。多名政府相关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日本届时将由TPP日方负责人甘利明公布协议内容。日本正在营造环境争取参加将于2013年7月举行的TPP谈判会议。
2013年9月10日，韩国宣布加入TPP谈判。
2015年9月30日至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部长级闭门谈判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2国最终达成基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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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1]
应该说，影响TPP走势的因素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涉及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多个领域。
从有利于TPP推进的因素来看，主要有：
一是TPP并非“无本之木”。截至目前，参与TPP谈判的12个国家之间已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多双边经济合作，签署了大量的经贸合作协议，相互合作程度日益加深。以FTA为例，美国与秘鲁、加拿大、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亚、新加坡等6个TPP谈判国均签署了自贸协定，与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家也有着长期自由贸易谈判的历史；智利与所有TPP谈判国都签署了自贸协定，其他各成员国也相互签署了自贸协定，如TPSEP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TPP谈判的关键点只是在于如何将这些自贸协定统一在“同一套规则、同一个机制”下，而并非从无到有、从零起步。
二是亚太地区国家对加入TPP有着现实的需求和内在动力。亚太地区经贸合作发展迅速，区域内经济体大多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对市场进一步开放有着潜在的需求，并表现出参与TPP的较高热情和积极性，这将有利于TPP的持续推进。事实上，自由贸易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其溢出效应总体是利多弊少，大多数亚太经济体都可能希望借助TPP为其经济发展带来助力。
三是各成员国的产业互补性大于竞争性。虽然各成员国在农产品等少数敏感领域存在着较强的竞争关系，但总体上看其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更为明显。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等国在资源型行业也有较强优势，而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和秘鲁等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领域，这种互补的经济结构将有利于TPP协定的成功签署。
四是各成员国有望在非传统领域的谈判达成共识。由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且市场制度、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也较相近，这将有利于在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电子商务、通讯等非传统议题谈判中达成一致。对于墨西哥、秘鲁、智利等国家来说，目前已与美国签署了自贸协定，且协定中对上述大部分议题也都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会促使这些国家在谈判中与美国达成妥协。至于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虽然它们的立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可能存在分歧，但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却对美国有着较多的依赖性，从而使其最终妥协让步的可能性较大。
五是美国强大的影响力有助于TPP谈判成功。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领域也对其他成员国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谈判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地理相邻，但澳大利亚在TPSEP成立后的数年里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要加入该协议，而在美国宣布加入谈判后的一个月内就立即宣布启动加入谈判，应该说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可能要强于经济因素。2012年6月，美国同意加拿大、墨西哥两国加入谈判，其附带条件是对以前几次谈判的成果不能提出异议，这无疑凸显了美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2013年3月，日本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虽然对其相关产业特别是农业的负面影响相当明显，但却可以借此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六是奥巴马政府将会强力推进TPP。这除了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区域合作主导权以外，制衡和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也是心照不宣的。在美国的全球贸易战略中，TPP的地位远高于其他自贸协定，奥巴马政府可能会借助各种力量以平衡国际国内矛盾，努力促成谈判早日完成，甚至为协议签署而在某些具体的条款上作出一定让步，从而为其实施全球再平衡战略提供助力。
从不利于TPP推进的因素来看，主要有：
一是参与谈判成员国数量与谈判难度成正比。历史地看，完成自贸协定谈判至少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而对于涉及国家多、领域宽、标准高的自贸协定，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于成员国数量较多，加上所提的相关标准和要求过高，可能导致谈判久拖不决。
二是部分敏感问题将对谈判进程构成制约。1）农产品问题。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在农产品特别是乳制品问题上的立场存在较大分歧。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研究资料显示，日本加入TPP后，其粮食自给率可能会从40%下降至13%，农业就业人口也将减少约350万人。为了保护国内的农业，日本与其他成员国谈判时主张将大米、小麦、牛猪肉、乳制品等农产品排除在取消关税之外。2）知识产权问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认为，高标准的知识产权将会严重影响平行进口和仿制药的进口与生产；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也对较高的劳工和环境标准提出异议。3）日本的加入使敏感性问题进一步增多。事实上，美日在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均存在明显的竞争性，而且日本在金融、医疗、农业等领域的贸易保护情绪相当浓厚。4）在援引TPSEP的谈判方式和条款范围以及是否允许部分敏感产品存在等方面，各成员国也存在较大的争议。
三是各国国内利益集团可能对谈判进程形成阻力。虽然加入TPP对参与国的经济发展和经贸合作会产生积极影响，但由于在发展水平和资源要素禀赋上各国存在明显的差异，国内部分产业发展会因加入TPP而受到较大冲击，这是少数国内利益集团竭力反对的重要原因。如，美国虽然是推进TPP谈判的主导力量，但国内利益集团的意见分歧也很大。一方面，美国部分产业如汽车产业，担心受到其他成员国特别是日本可能带来的冲击，从而频频向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农业、医药等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要求美国政府在部分敏感问题上作出让步，并强烈要求其他成员国进一步放开国内市场。
综合分析，TPP各成员国在相关问题上的共识大于分歧，尽快达成基础协议框架的意愿较为强烈，近期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较大。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韩国、泰国、菲律宾也会择机加入。至于俄罗斯和印度，短期内加入的可能性并不大。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多，未来3-5年TPP的谈判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但最终签署的可能性依然较大，从更长时期看TPP的部分规则可能会逐步上升为国际经贸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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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给中国可能带来的影响[1]
TPP对中国的影响是多维度和多方面的。既有短期的影响，也有长期的影响；既有经济的影响，也有非经济的影响；既有局部的影响，也有综合的影响。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短期内不加入TPP，对中国经济和产业的总体影响是可控的和有限的，加入TPP的综合收益不及“10+3”，但TPP对中国参与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已构成现实的制约，不利于中国提升在东亚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从中长期看，TPP的持续推进，可能会改变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使中国与周边大国关系趋向复杂，甚至会增加中国地缘政治与安全压力，不利于中国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实现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带来较大挑战。
第一，TPP高标准条款短期内加大中国推进体制改革的紧迫性，长期看可能会演变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利的国际治理新规则。一方面，TPP非传统条款将导致国内企业成本增加和国外制裁增多：一是知识产权条款将以往免费获取的专利变为必须付费，无法运用强制许可、专利撤销手段使用发达国家的专利，增加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也不利于企业开展模仿创新和产品升级；二是TPP列出的劳工条款，实际上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等非TPP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制裁提供了便捷“通道”或筹码；三是环境条款与劳工条款类似，也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制裁提供了借口，不利于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四是政府采购条款要求对各成员国企业采取无歧视原则，可能阻碍中国运用政府采购工具支持国内重点产业发展，甚至可能对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构成冲击；五是国有企业条款要求除提供公共产品的少数行业外，国有企业不得享受任何优惠待遇，中国钢铁、化工、金融、物流、通讯等拥有大型国企较多的行业有可能成为实施该条款的“重灾区”。另一方面，TPP条款有助于美国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随着亚太地区参与国的不断增多，势必会形成包括全球主要商品消费市场和供给地的大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对WTO现有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及各类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一种“颠覆性”冲击，进而形成一套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更为重要的是，TPP涵盖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知识产权等有利于美国的诸多条款，新规则一旦建立起来，美国必将成为最大的获益者。
第二，短期内中国不加入TPP负面影响有限，但日本的加入将致使中国受到的负面效应显著扩大。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多年来位居中国第三、第四贸易伙伴，是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日本加入TPP与否，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日本加入TPP，中国不加入TPP，12个成员国间关税水平于2013年一次性降至零。通过模型模拟，首先计算出2013－2022年的现行关税不变情况下中国的GDP、就业、价格、进出口等经济指标预测值，以得到“基准情形”（Base Scenario）；然后，假定与有关方（国家和地区）关税税率于2013年一次性降至零，再测算以上相关经济指标的预测值，以得到“冲击情形”（ShockScenario）。
主要结论是，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如果日本加入，不仅可以强化美国主导的亚太合作，而且中国经济受损的程度将显著增大。
第三，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中国加入TPP的综合收益均小于推动“10+3”。美国主导的TPP使东亚区域合作格局更趋复杂多变，增加了中国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和“中日韩—东盟”自贸区等谈判和实施的难度。就此而言，加入TPP对中国的收益更多是一种“机会”收益，是从政治经济多角度考虑的、相对于其他东亚区域合作方式的一种比较收益。为此，需要通过建立CGE模型[1]对三种“场景”进行一次性关税降至零的模拟分析。它们分别是：中国加入TPP（P12+C）、“中日韩—东盟”自贸区（10+3）和中日韩自贸区（CJK）。
主要结论是，综合考虑增长、经贸、就业、产业发展等因素，“10+3”将强化东亚生产网络内部主要节点国家的经济联系，可以实现“以经促政”的目的，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东亚合作的地位和作用；反观P12+C，更多是强化中国与消费市场的经济联系，而中美在政治安全上的竞争和博弈是不会因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而消除的。可见，P12+C的促进提升作用虽大于“10+3”，但在政治上于中国不利，在东亚经济合作上也不利中国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CJK”的促进提升作用虽相对较小，但却是中国未来深化东亚区域合作、打造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升级版的现实选择和重要抓手。
第四，短期看TPP导致亚太合作格局更趋复杂，长期看则会强化美国的所谓再平衡战略和对中国的牵制。美国在推进TPP上“高调说、高调做”，目的是为了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重返亚太，以谋求更大的利益。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东亚经济合作，取得了明显实效，而美国的介入则会影响到中国在该地区作用的发挥。目前，TPP的这种影响已经显现，但更多体现在压力上，实质性的损失还不大。从长期看，一旦TPP成功签署，中国面临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是东亚经济合作中影响力的削弱；特别是，美国与其政治安全盟友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将会恶化中国周边乃至更大范围的地缘环境，甚至可能危及中国长期谋求的和平发展环境。
第五，短期内TPP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化，长期看则可能造成周边大国关系的重构。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俄罗斯等周边国家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TPP的出现以及美国“重返亚太”，为这些国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一条额外的路径，导致中国处理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难度加大。就中日关系而言，如果没有TPP，没有美国“重返亚太”，中日韩自贸区的前景可能会更好，中日关系也会相对“单纯”一些。就中国与东盟关系而言，随着TPP的推进，加之南海局势波澜起伏，中国与东盟关系也趋于复杂化。历史地看，东盟更倾向于与区域性大国单独签署FTA，以借助大国平衡外交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前，虽然越南、马来西亚已加入TPP谈判，泰国也向TPP伸出了“橄榄枝”，但东盟
作为一个整体，尚未对TPP做出明确表态，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下一步如何利用好“10+1”等合作框架与机制，无论是对于深入实施自由贸易区、打造“10+1”升级版，还是对于强化周边国家关系、营造良好周边环境，都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考验。就中俄关系而言，俄罗斯虽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但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俄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有所增多，在中国、日本、美国等大国之间搞平衡的空间增大。就中印关系来说，印度在冷战期间一直奉行“左右逢源”的取向，短期内会更多注重自身的利益诉求，单方面倒向美日的概率并不大。在当前的形势下，由于TPP、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不断升温，中国在东向、南向这两个战略上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与安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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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调推动TPP谈判[2]
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檀香山会议期间，美国积极推动在会议框架外开展所谓“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尽管TPP不是APEC的正式议题，但由于美国的高调，TPP颇有一些“喧宾夺主”的效果。
TPP谈判最初由智利、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四个环太平洋国家于2005年6月发起。由于发起国经济总量较小，TPP最初并没有在亚太地区引起太多关注。直到美国在2009年年底高调宣布加入TPP谈判，这一多边贸易谈判才引来各方瞩目。目前除这五国外，还有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等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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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为了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明确表示，把推动TPP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重点。美国试图以TPP为突破口，建立以其为主导的横跨太平洋的亚太经济合作体系，并由此建立美国主导的“亚太自贸区”，进而赢得全球的战略优势。TPP谈判出现的背景是，亚太特别是亚洲区域经贸合作进展迅速。美国一方面不愿错过亚太经济发展的良机，同时也希望通过设置一定规范继续主导这一地区未来政治、经济等格局的变化。
其次，美国希望借此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
美国主导协商TPP是奥巴马政府实行的贸易政策的一项支柱，在制定规则方面美国同样希望掌握主导权。与过去的经济合作协议不同，TPP增加了“战略合作”内容，这些内容更有助美国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标准。因此，TPP被认为是美国在WTO之外推动自由贸易的新途径。2010年3月，TPP首轮谈判举行，美国较为强调的内容包括推动清洁能源等新兴行业的发展，促进其制造业、农业以及服务业的商品与服务出口，并强化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三，美国希望借此促进出口，挽救美国低迷的就业市场。
美国对建立TPP态度积极，与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出口大幅滑坡、失业率持续走高有关。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与亚太的贸易，实现其5年之内出口翻番、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的政策目标。通过TPP，美国可以充分发挥其技术和金融优势，打开更多的亚太经济体市场，以提升出口总量，助力美国由“消费驱动”向“出口驱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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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TPP谈判在一年半多时间里已进行了9轮，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由于在一些敏感领域分歧较大，谈判进展不顺，势头较前有所下降，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首先，协议结构方面，TPP与现存的自由贸易协议之间是何种关系？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张用TPP取代现存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而美国等国主张TPP与现存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同等有效。采用哪种协议范本？美国主张使用美国的，但昔日与美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有痛苦经历的国家始终不愿重温噩梦，普遍要求使用新加坡、新西兰、文莱、智利四国已达成的协议草案作为范本。与会各方花了很长时间，讨论谈判的“新思维”、“新路径”，但问题仍难解决。
其次，以往大多数自贸区协议主要限于降低商品关税，促进服务贸易，很少涉及劳工和环境保护。而TPP不仅将规定取消商品关税，还将涵盖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TPP的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远超过有关国家的承受能力。
日本政府11日表示了加入TPP谈判的意愿。尽管如此，日本国内此前就是否加入这一谈判交锋激烈。农业团体担心加入TPP将剧烈冲击种植业和水产业，社民党党首甚至主张应在国会问责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有专家分析，日本政府未来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可能出现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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